年3月，母亲第一次查出脑瘤。
我在读高二，毫无准备的我听到消息后手足无措。
是医院检查身体查出来的，诊断结果是左听神经鞘瘤，大概三公分大小。
母亲感觉不舒服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起初是脖子不舒服，全家人都以为是母亲多年的颈椎病又犯了，母亲也没说什么，一直找老先生开中药、针灸，久而久之，也未见好转，反而愈发严重。
母亲常喊头痛脖子痛，我放寒假回家在十元店买了颈椎锤给她，她说不管用，我就常给她揉肩捶背。母亲闭着眼躺在床上，我用手指给她揉推额头，她说能舒服点儿。
直到冬天过去，河畔的冰都化成了水，屋子里也常飞进来燕子，我以为母亲会好起来，安心坐车去了学校。
母亲突然病倒，而我全然不知。
我看见父亲搀扶着母亲出现在我面前，父亲躲躲藏藏想让诊断书不那么轻易被我看到，但我还是一把夺过来。医生的字迹很奇怪的异常好认：颅内左侧出现明显黑色物体，初步诊断为脑瘤……
我向父亲确认我能认出的所有字，父亲一脸掩盖不住的恐慌，嘴里却说：你好好念书，其他的事情别管，医院已经在联系了，钱方面也应该没有问题。
我问：有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
父亲呆住：应该是良性。
我看向母亲，才一个多月不见，竟老了这么多。母亲独自坐在路边，两只手撑着头部，好像不撑头就会掉下来。她看着我笑，问我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吃饭情况，我如实应答。
父亲离开我和母亲，去了十米外的地方打电话，我猜应该是去借钱。家里几个月前刚装修完，花光了父亲多年来的积蓄，不过父亲性情温和，很少见到他急躁不安，好像所有的事在他那里都能够解决。
所以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害怕，我知道有父亲在，母亲肯定会没事。
之后，父亲把我叫到一旁，让我进校门去上课，不必担心，有什么事会通知我。
我看到母亲半个身子缩在父亲的臂膀里，背影看起来像个年迈的老太。她想吐，父亲赶忙搀她到一旁角落。母亲蹲下来，父亲轻拍她的背，母亲示意不要动她。
我站在校门内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焦急万分，却无能为力。
那年我十七岁，我想，要是我没有念书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家里的负担就没那么重，母亲也不会生病。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帮帮父亲，帮忙扛起这个家。
可是我没有，我打着要好好学习考大学的幌子选择了逃避，我怕要亲身面对最糟的结果。
父亲带着母医院，外公好像也跟着去了。后来我常常埋怨自己没有跟着去，没有陪着母亲经历那段苦难。
天空飘着细雨，母亲和外公待在四处是人群的住院部门口，那时母亲已经开始频繁呕吐，常常头晕站不起来，外公找了垫子铺在角落屋檐下，让昏沉的母亲躺在上面。父亲拿着一摞清单跑各个科室排号，母亲的身体状况需要检查，才能判断是否可以正常手术。
等到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已经过了两天，母亲已不能进食，只能喝点粥之类的流食，可还是会再吐出来，吐得满地都是。医生会诊后确定可以手术，父亲打电话叫回在外地上班的姐姐，两人满脸泪水签下手术同意书，等待最后的判决。
人在苦难的时候需要家人的陪伴，我无法想象父亲是怎样独自支撑起整个苦难，只是后来听外公说起这些，心中便万分沉重。
母亲手术成功，可恶的瘤子是良性，复发的几率小的可怜，普天同庆。
周末，母亲出院回到家，我也从学校赶回家。见到母亲的第一眼，我竟认不出，手术后遗症让母亲左半边脸扭曲，嘴角像是含着一颗糖一样肿胀，头发也已经剃光，头皮用纱布包裹得严实，像一个白色的粽子。母亲见我走到床边，缓缓伸出手要拉我，我下意识后退一步，竟不知所措。
那种生疏感油然而生，母亲对我十多年的抚养，说熟悉都显得陌生，更别说不敢靠近。
母亲喊我名字，我这才反应过来，走到床边坐下，仔细打量母亲当时皱巴巴的模样，不自觉红了眼眶。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最亲的人，如今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模样，我满心愧疚。
扶母亲去厕所，母亲倔强的不让扶，她说她可以慢慢走，只要慢下来就肯定不会倒，头就不会摇晃，她说的如此坚定，以致于父亲和我都只能假装她是正确的。母亲挨着墙缓缓移动脚步，我跟在她身后，生怕她跌到出事，全家人都承受不起。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全家人在那段时间一直靠着这八个字支撑着已经破败的家庭。
街坊邻居时常会出入这个苟延残喘的家，说是来看望母亲，其实你知道的，在农村要是能看到一个家庭从兴盛到衰落，对于很多人来说，犹如看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旧电影。他们表里不一，他们冠冕堂皇，仿佛是一个饿急了的狼群围住一个小羊仔一般，垂涎欲滴。他们三五成群站在街角用眼睛偷偷扫视着母亲复健时的一举一动，讨论这个家庭灰色的未来，不时还会偷笑几声，旁边的人忍住笑赶紧制止，那人迅速捂住嘴，回头看向母亲，生怕母亲发现什么恶臭的举止。
母亲一如既往，每天清晨从家里缓缓步行到很远的外公家，当作身体恢复必须的运动。母亲觉得这些东西每天往复对自己特别好，就每天坚持。她想要尽快恢复到以前的身体状态，尽快不需要人照顾。
她说：“是我弄垮了这个家。”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母亲一直重复，母亲觉得自己拖累了这个家，自责了很多年，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当家里日子慢慢好起来，母亲身体也恢复到正常人的身体状况，都以为是苦难已经离我们远去，眼看着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槐又要重新散枝冒叶，家人脸上也时常漏出久违的微笑，暴风闪电加上雷鸣再次降临。
时至今日，我还在责备自己毕业时的种种事情。我常常会想，这一切到底是注定的遭遇还是老天爷对我的家庭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我会懊恼，要是当时自己能解决好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规划，是不是母亲就不会那么操劳，身体也不会再次垮掉，是不是灾难就不会再次光顾。
年七月，母亲查出脑瘤复发。
晴天霹雳，痛不欲生。医院的公车上，我满脸泪水，不知如何面对。见到母亲，那场景和五年前分外相似，母亲不愿再次面对手术，躲在角落掉眼泪，父亲在一旁安慰：只要能治好病，就会有好日子过。
母亲再也不相信这句话了，母亲说是她拖累了这个家。我憋住眼泪走过去把母亲扶起，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我们多了一个考验，这次有我在，肯定会没事。
母亲同意手术，手术前医生找家属谈话，说由于是脑瘤复发手术，难度比第一次要大很多，国医院不超过二十家，肿瘤离脑干很近，过程中会遇到几根大动脉，一旦碰到都无法挽回。
层峦叠嶂的困难让我感觉要失去一些东西，我躲在楼梯间嚎啕大哭，捂住嘴不敢出声，只能擦干眼泪微笑着走进病房，生怕母亲发觉。我最亲爱的人啊，即将又一次直面死亡，而结果始终无人知晓。我给母亲买了一百多块钱的晚饭，母亲一个人吃，她问怎么这么丰盛，我说医生说要保持营养充沛。
手术进行了七个多小时，我看见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始终不敢上前询问，直到有护士喊家属，我们才一拥而上，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肉眼能看到的瘤子都被割掉取出，接下来是重症监护，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父亲听后，泪眼婆娑，说不出话。
我和父亲，姐姐待在ICU门外，不敢离开。医院楼道看起来格外幽深，好像尽头就是死神。
偶尔推出来一个病床，要是头在被子外面，那么皆大欢喜，乘电梯上楼住院。要是头在被子里面，一群人痛哭流涕歇斯底里，推下楼处理。
我看着这些在医生护士眼里已经稀松平常的场景，内心无比恐惧。
母亲病床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从母亲进手术室到再次见到母亲，中间足足隔了三十个小时。
我看到母亲头上依旧裹着厚厚的纱布，脸似乎比以前更扭曲。母亲慢慢抬起手指，朝我们挥舞，脸上泛起微笑。
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决堤肆意流淌，一直蔓延到母亲的脸上，我问母亲能不能认识我，母亲轻声喊着我的名字。
寸草不生的土地不会开花，那就换片土地。终于，我和家人放弃了那棵虚无的老槐，重新种植了一株小树苗，它会茁壮的，母亲觉得也会。
我偷偷数过一次，母亲头皮上有六个不同大小的钉眼，两个十公分长的伤疤，脑腔里有四个大小相同的螺钉、螺母，我把这些当作我对母亲永远的记忆。
后来，父亲常念叨有些遭遇是上天的恩赐，让人学会放掉一些东西，再生长出一些东西。如果没有学会，那就会再来一次。
就像以前母亲时刻都会自责是她拖垮了这个家。而现在，母亲每天学跳舞，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