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写过一短篇小说，名字叫《我的姨妈伍尔夫》（发表于年的《雨花》）。在这篇小说中，“我”是瓦奈萨的女儿安吉莉卡。促成这篇小说的灵感并非昆汀.贝尔的这部优秀且迷人的传记，而是根据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TheHours，）中的几个情节。坎宁安的小说以平行结构描写了三个时代的三个女人生命中的普通一天，并且由于其为了致敬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而使得这个故事与这两者之间都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第一个关于伍尔夫的故事中，姐姐瓦奈萨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朱利安与昆汀.贝尔——一个女孩——安吉莉卡.贝尔）来里士满乡下看望在此静养的妹妹。当时的（故事发生在年）伍尔夫正在创造《达洛维夫人》，与此同时也在抵抗着潜藏在她身体和脑海中疯狂的再次袭来……在昆汀.贝尔给姨妈写的这部传记中，至年之间伍尔夫的生活和精神还算平静，相比于之前——尤其是年的那次精神崩溃——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小说和另一部叫作《普通读者》的评论集的创作上。
无论是坎宁安的小说还是电影中关于伍尔夫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贝尔在这两卷本的传记中所描述的一些真实情况，即当伍尔夫沉浸在创作中时，精神和情绪上所必然产生的波动，甚至大起大落时常可能会直接造成她需要承担过大的压力而导致头顶的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再次落下。“弗吉尼亚经受了照例的情绪变化，见了坏的评论就畏缩，读到好的评论就雀跃”。从贝尔详实而精细地描述中，我们得知每当一部作品脱稿出版且在等待着批评家、朋友和读者的评论这段期间内，伍尔夫都常常被一股焦虑、不安甚至是无限的自我怀疑与担忧笼罩。
这样的反复是可怕的，尤其当作者知道这样的状况每一次都会如期而至且甚至是不可阻挡时。伍尔夫最终在留给丈夫伦纳德的信中再次提及——“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因此表明，在经历了多次这样的精神危机之后，无论伍尔夫多么勇敢和强大，最终都必然有耗尽精力以及对此感到厌烦和彻底无法忍受的时候，所以当年在各种外部以及私人的危机同时诞生时，那把凶险之剑也就彻底落了下来。而就如贝尔多次指出的那样，对于自己所作的选择以及行为，伍尔夫依旧是清晰且有意识的，就好似她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疯狂。在伍尔夫于青少年时遭到来自同母异父哥哥乔治的性骚扰，而造成了她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虚无”和“一种无法形容的纯粹死亡”后，贝尔写道，“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曾经疯过，而且还可能再次发疯。”
伍尔夫是聪明的，或许也正是这一聪明使得她对于自我有着一股好似透过玻璃凝视自己的感觉，因此她“知道自己体内有毒瘤，知道它也许会复发”，对于一个成长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少女而言，这必然是非常可怕的。然而身体上的毒瘤或许可以通过药石对其进行治疗，但“一种心智上的毒瘤，一种精神上的腐坏，在某人十三岁时就袭击了她，终其余生，它始终停留在某处，永远悬而不决”，则不仅让人几乎无法忍受，而且也必然令人恐惧且由此产生对于自我的模糊之感。
这是伍尔夫终其一生的悲剧，如果我们能这么说的话。这些“心智”与“精神”上的“毒瘤”常常是难以把握和医治的，而来自维多利亚时期那些古老且陈旧的医学（？）方法则收效甚微（贝尔指出，那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医生对于伍尔夫疾病所开出的“静养疗法结果比不起作用还糟；它把弗吉尼亚跟那个如今能帮助她的人（注：指丈夫伦纳德）隔离开了。
二
伍尔夫这一段青春悲剧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变化以及伴随着那个黄昏时代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衰朽与死亡。在这其中贝尔有几处涉及了伍尔夫在哥哥们都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自己却无法得到同样机会时的疑惑与不满。“她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都认为自己没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这是她的性别对她造成的伤害”。这一体验并非来源于当时还未完全兴起的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思想和宣传，而是来源于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真实且切肤的经验。通过这一方法来体验两性之间的问题，如一系列对于女性的束缚、规范甚至压制等等，在伍尔夫其后的思想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三枚金币》中，伍尔夫对于女性问题的讨论始终围绕着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所处阶层以及如布鲁姆斯伯里这样的小圈子，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使得她对于两性的观念显得更为复杂。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之后她的这一类思想会遭到两方批评的原因。
“然而，弗吉尼亚生于年，我觉得，我能想得到的生于年以前的人，她或任何别的人，都没法在冰冷的出版物中记录一个姐妹的通奸激情”。在性（以及两性）问题上，伍尔夫的观念虽然在其后经历了变化与发展，但其底色则始终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尤其当她与姐姐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女遭到同母异父哥哥“过分热情”而渐渐走向猥亵的行为中，她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如此陌生与恐怖的事情。贝尔在描叙这段发生于年至年期间的事件时写道，“对两姐妹来说，事情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她们眼前，亲爱的兄长变成了一只怪兽，变成了一个她们无法抵御的暴君，这种背叛行为是那么隐秘，甚至连背叛者自己都半知半觉，她们又怎能大声说出，或用行动去反抗呢？”正是这样“隐秘的背叛行为”导致申诉和控告可能性的消失，并且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保持一种无知的纯洁，最起初，她们相比没意识到那份友爱正在转变成强烈的色欲，只有她们那种日益增强的厌恶感向她们发出了警告”。而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性与性别观念所造成的问题。
在英国学者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所著的《性的起源》一书中，她指出从中世纪封闭严格的性观念在遭遇欧洲各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之后，萌生出第一次性革命的火苗。但这一革命过程本身却非一日之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观念依旧主宰着中上层阶级家庭与社会，在这样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性与女性在截然不同的期待下接受着不同的教育而被分配进不同的领域，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男主外女主内”。另一方面，伍尔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传统——无论是大一统的帝国还是主流思想以及观念——都遭到质疑、批评和改造，从而出现了“一战”前最为繁华的欧洲思想和社会发展时期。伍尔夫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成员都是这一新风潮的产物，虽然他们依旧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阴影。
在斯蒂芬（伍尔夫未嫁给伦纳德.伍尔夫之前的姓）姐妹身上，这一阴影就是来自家庭中男性兄长的骚扰。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她们的记忆中留下了那个衰朽时代最令人反感的存在痕迹。而最可悲甚至可恨的是，“乔治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完全出于同情心的感情最后发展成了一种下流的色情摩擦”。因此，不仅仅对女性而言，对那个时期诸多的男性来说，性同样是陌生且一无所知的，而与之伴随的却又是性的泛滥。这一点在福柯对维多利亚时期性观念的研究《性经验史》中被指出，性话语的泛滥被维多利亚时期表面的禁欲和枯燥所掩盖。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也在其研究中发现新的性观念和行为都四下丛生，人们比上一辈人对性更加